一、案情
2021年2月20日，周某与上海某商业公司签订《劳务合作协议》，约定周某以独立民事主体身份与商业公司合作。协议约定，周某使用商业公司办公场所、电脑网络、电话等办公条件及楼盘资源、客户资源等信息资源，并以商业公司名义开展房地产经纪相关业务；双方不因本协议而存在劳动关系；合作期限自2021年2月20日至2022年2月19日；商业公司有权随时了解周某业务进展情况，并要求周某随时汇报；周某每月考核服务费为7000元，每月外包销售不少于两套成交签约，少一套服务费减半，少两套无服务费，销售分成正常发放等。2021年8月，周某起诉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商业公司支付其工资和加班费。
二、裁判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的人身从属关系比较松散，双方关于服务费的约定表明周某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自担风险，双方之间无经济从属性，不具备劳动关系的认定特征，故判决对周某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周某不服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上海二中院经审理认为，周某与商业公司之间具备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首先，周某在二审中提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新证据，能证明周某按公司指示进行工作，公司对周某的请假有审批行为，周某不具有独立的劳动自主权，因此双方之间存在较强的人格从属性。其次，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公司提供生产资料，周某仅提供劳动力，双方亦约定了报酬发放方式，故双方之间存在经济从属性。据此，上海二中院改判确认周某与商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三、评析
劳动法与民法对提供劳务者的保护力度存在明显差异，比如劳动法对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设置强制性规定，倾斜保护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以矫正的方式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实践中，在订立合同时处于强势地位的用人单位可能会通过“约定”的方式，排除劳动关系的建立，意图规避劳动法对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对此种“隐蔽劳动关系”，劳动法是否应加以干预以及如何干预需予以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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