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丽还在上海上大学时，就通过网络认识了郭祥。
那时，郭祥正在上海与朋友合伙经营一家公司。两年后，郭祥要到江苏发展生意，而贺丽也正面临毕业。于是，她不顾一切地追随郭祥来到苏州。在那里，他们同居了。
2006年初，热恋中的两个人都觉得感情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婚嫁被摆上了日程。
恰逢当时股市回暖，郭祥买了不少股票，如此一来手头资金所剩无几。于是，两个人商量后决定再奋斗两年，等挣足了钱再履行结婚手续，并办一个风光的婚礼。然而一个意外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2006年秋，贺丽发现自己怀孕了。最初听到这个消息，郭祥十分高兴。可是，冷静下来后，郭祥流露出放弃孩子的想法。他觉得自己生意正忙，无法全身心照顾怀孕中的贺丽。
郭祥的表现让贺丽十分失望，由此双方产生了隔阂，常常吵闹不已，最终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他们决定分手，为了避免日后发生纠葛，他们签订了一份《分手协议》，其中约定，贺丽堕胎，郭祥补偿贺丽“青春损失费及打胎安慰费”28万元。
拿到钱后，贺丽带着自己的衣物用品，离开了郭祥。第二天，她独自到医院做手术。候诊的时候，她的身边有不少进行产前检查的准妈妈，她们脸上充满着将为人母的幸福之情，这让贺丽犹豫了
2007年5月，贺丽生下了女儿霏霏，然而母女俩的身体一直不好，需要长期住院治疗。这时，贺丽找到了孩子的父亲郭祥，希望他能同自己一道抚养女儿长大。始终蒙在鼓里的郭祥对于女儿的存在浑然不知。弄明白事情原委后，他怒不可遏，一口回绝了贺丽的请求。
几次交涉未果，2007年7月，贺丽将郭祥告到法庭。
郭祥也不示弱，他以《分手协议》为证据，向法院提出反诉。在他看来：“贺丽接受了打胎抚慰金仍坚持生下孩子，其行为构成违约，所以应返还28万元的不当得利。”
2007年11月，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郭祥每月支付贺丽450元，作为女儿的生活费直至她独立生活时止。同时，法院驳回郭祥返还抚慰金的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下来后，郭祥倍感委屈，就来到了我们所咨询相关事实，希望通过上诉还自己一个公道。
从《分手协议》的内容来看，女方确实违反了约定，那么，男方支付的28万元打胎抚慰费该不该返还？女方单方生下的孩子，男方需不需要抚养呢？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认为：
首先，本案中的“抚慰费”，其实是一种合理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根据分手协议内容，可知贺丽与郭祥分手时已有身孕。而未婚先孕对于女方来说，其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承受压力和损害更大。从法理和情理两方面来讲，不管将来处理胎儿的结果如何，贺丽从郭祥处得到 “安慰费”，都是一种适当慰藉。
此外，贺丽与郭祥同居生活两年，双方在财产问题上必然有一定的瓜葛。分手时，郭祥自愿给付贺丽28万元补偿款，就此“再无其他纠葛”，这种了结方式，既符合一般常情，也不违背法律规定，且不失公平。现在郭祥企图将已经支付的款项索回，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所以，郭祥要求返还抚慰金的主张，于法无据。
其次，由于女方单方意愿生下孩子，男方也需尽抚养义务。本案中，郭祥并不否认他与霏霏之间存在父女关系，鉴于贺丽和郭祥同居事实以及霏霏的出生时间，足可推定，霏霏为郭祥与贺丽的非婚生女儿。根据法律规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至于抚养费标准，司法实践中，一般按照其总收入的20%至30%的比例给付。本案中，霏霏未满1岁，故判令由母亲贺丽抚养，郭祥应承担必要的抚养费。法庭综合郭祥的收入、本地的平均工资和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最终将郭祥应付抚养费确定为每月450元。
对于该结果，我们认为法院判决合理，遂建议郭祥为了孩子的健康正常考虑，服从法院判决。最终郭祥没有上诉，并每月按时支付贺丽孩子抚养费4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