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承办了六年之久的工伤大案
这是一起两次关键环节获得改判的案件
这是一起工伤一级获得法院一次性判赔209万余元
这是一起承办律师往返两地法院累计几十次的案件
这是一起法院首例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工伤案件
这是一起承办律师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经典案件
…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笔者的视角，一步步再现案件中的哪些百曲千折的细节……
案情概述
小张（化名），24岁，2017年7月7日经人介绍进入了A公司的项目工地上做木工，若一切顺利的话，小张可以凭借着这份工作养活自己，补贴家庭，让患病的亲人不那么辛苦。但是意外往往来的猝不及防，仅仅7天后，小张在工地装模板时被塔吊上掉下来的一袋扣件砸在头部，并从5米多高空掉下来摔伤，被紧急送往监利县人民医院救治，后被送往武汉治疗，医院诊断为脊椎骨折脊髓损伤伴截瘫，头部外伤。
在住院的345天期间，A公司不仅没有安排护理，也不愿意支付应有的赔偿，甚至后期连医疗费也不再支付。小张住院期间，一直由哥哥和父亲照顾，公司没有支付医疗费后，家人为了让小张能继续接受治疗，家属垫付了十一万余元医疗费，几乎把家底掏空了，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然而，这还只是杯水车薪，后续的治疗和护理所需的费用更加高昂，这是小张一家难以承受的，无奈，小张和家人只能寻求律师帮助，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自己应有的赔偿。
办案经过
在最初承办此案时，由于家属申请的工伤认定结果已经下来被认定为了工伤，承办律师本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工伤赔偿案件，能比较快的帮小张拿到赔偿，然而，这起案件却是一波三折，从2018年1月至今仍在承办中，已耗时六年之久。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郭轻松律师前前后后前往项目地和两地法院累计几十次，经历了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工伤索赔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后，最终于2021年2月3日案件在二审阶段成功调解，公司赔付小张赔偿金额180万元。
曲折的工伤认定行政诉讼|2017.12——2019.06
公司发起首轮行政诉讼。小张在2017年12月便向监利县人社局申请了工伤认定，2018年1月工伤认定结果就很顺利的下来了，成功认定为工伤。本以为案件能很快进入到劳动能力等级鉴定，进而进入公司索赔程序。但时隔5个月后，公司不服人社局对小张的工伤认定发起第一轮诉讼，于2018年6月提起了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张和公司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撤销了人社局的认定结果。这个结果对于小张一家无疑是晴天霹雳，一时之间难以接受，但郭轻松律师和另一承办律师一边安抚他们的情绪，一边仔细研读法院判决的理由和认定的事实，一边检索相应的法律规定和相关案例。一审法院是以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撤销了工伤认定结果，而这么判决的原因是因为公司拿出了一份分包合同以及分包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收据收到了部分工程款和相应的转账凭证，而我方在人社局提交的证明劳动关系证据是项目部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和工伤事故报告，由于工作时间极短，除此之外无其他证据佐证。由于在工地工作的特殊性，工资有些是现金年底才支付，有些是包工头转账，本案中我方没有工资支付凭证和公司管理方面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项目部出具的证明不能代表公司，伤者又没有其他证据，并且本案所涉项目又是分包给了案外公司，并且两名在人社局作证的证人在法庭出庭作证时的证人证言完全相反，否认了伤者与A公司的关系，所以判决撤销了工伤认定结果。找到案件症结后，如何推翻分包合同让法院采信项目部出具的证明就显得尤为重要。承办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积极与人社局沟通，争取人社局也能上诉，毕竟多一方上诉，二审胜诉的几率也会大一些，经多次跟人社局沟通，人社局也表示不服一审判决也会提起上诉。
峰回路转，二审成功改判。找到本案的核心后，承办律师积极准备，查找对方分包合同中的问题和准备相应上诉材料。并且在二审时说服法官开庭全面审查本案，庭前和庭后都积极与法官保持沟通，发表书面代理意见。在二审中，重点就公司项目部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工伤事故报告》进行阐述，我方律师认为其一，项目部作为公司的内部机构，与一线工人直接接触，能够代表公司明确知晓小张的工作情况，并且小张每天的工作都是由项目部员工安排，小张受伤后，公司项目部还垫付过医药费，协助小张办理工伤申报手续，出具了报告并加盖公章，即便项目部的章子属于公司内部管理用途，没有得到公司的授权擅自对外盖章，也不能排除此证明所证明的事实即是公司与小张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自认；其二，相应工伤保险条例明文规定了公司负有证明不是工伤的举证责任，但在案件工伤认定程序中，公司没有拿出相应分包合同，而是在法院才拿出相关证据并且还为小张申报工伤，是自身放弃了举证的权利，其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不应得到法院的采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承办律师还详细发表了其他意见。在开完庭一个月后，二审判决下来了，承办律师迅速翻到最后一页，法院采纳了人社局与伤者律师的意见，撤销了一审的判决，维持了工伤认定结果。当拿到二审判决时，这一刻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也感谢家属对律师的绝对信任。
无明文规定的一次性工伤索赔 | 2019.06——2021.02
二审判决下来后，小张顺利进行了劳动能力等级鉴定，鉴定结论为伤残一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完全护理依赖，需配置残疾辅助器具。
鉴定结论作出后，承办律师与伤者及其家属沟通，考虑到A公司现在经营状况不好，对于工伤赔偿款如果根据法律规定是按月支付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若后期公司不能及时支付，则需要按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将会极大的加重伤者的维权成本。考虑到该情况，选择一次性结算工伤赔偿款对伤者有利，伤者及其家属也希望能够一次性赔偿所有工伤赔偿款。在与伤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后，承办律师向鄂州市梁子湖区劳动仲裁委提起了工伤索赔仲裁，要求一次性赔偿工伤赔偿款，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
得到法院的调解结果并不是终点，拿到赔偿金额才是最终的目的。令小张没有想到的是，执行阶段也是波折不断……
法院首例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程序 | 2021.02——至今
官司打到这里，审判程序已经收尾，接下来是如何帮当事人要回工伤赔偿款。A公司是总承包公司一般是比较有实力的，执行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在执行过程中听说建设公司的一个股东挪用公司资金，导致建设公司资金链断裂，没有钱付工程款。A公司资金也有限也不能及时付供应商的款项，供应商纷纷起诉A公司。诉讼时承办律师也与小张及家属沟通财产保全事宜，但小张家已经没有余钱支付保全费，而且本案诉讼中经查询A公司也是官司缠身，能否保全到公司财产也是未知数。进入执行程序后，赶紧跟法官提出查询公司名下的财产，经查询公司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赶紧跟法官沟通执行分公司名下财产，分公司名下账户进账20余万款项，成功划扣到法院发还给了小张。这个时候，寻找A公司名下财产线索，成为了律师工作的重点，经查询，A公司在湖北十堰市承建的有一个房地产项目，加上案涉项目，积极与法官沟通，申请法官前往两个项目地了解项目情况，看有无相应的财产，十堰项目也与案涉项目类似，建设公司也是资金链断裂，所以法院也仅查封了两个项目上的案涉赔偿金额对应的工程款。
就在小张一家陷入绝望之时，承办律师想到，还可以在公司股东上下功夫，能否把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带着这条线索，于是承办律师又驱车前往公司所在地的工商局，查询公司的企业档案和章程，发现公司只是进行了部分实缴资本，后续通过转股、增资的方式，新加入进来的股东和原有股东存在部分认缴资本，实缴时间是2039年。该情况有追加的空间，经承办律师与小张家庭沟通，依法启动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程序，案件分到了承办法官手中，承办法官还是很负责，说你这种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情况，我们法院还没有过，我们也需要合议庭研究一下怎么处理。于是循着以往的办案思路，还是查找相关案例，经过检索鄂州市范围目前也没有类似案例，但武汉市有相关案例，经多次和承办法官沟通本案情况，法官也很理解小张的遭遇。最终，法院经裁定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由公司股东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案件又进入到恢复执行程序……
最终结果
A公司须一次性赔付小张180万元，小张目前已从A公司分公司和公司股东处获得赔偿款35万，剩下的赔偿金额仍在执行过程中。
本案承办过程虽然一波三折，案件代理过程中律师自付的差旅费也早已超过了当事人支付的代理费，但路上风景依旧很美，所做的这一切也都是值得的，唯有坚守，希望总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