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人刘*因与被上诉人W教育局、原审第三人长沙S学校（以下简称A职校）教育行政管理一案，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19）湘8601行初740号行政裁定，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3月20日，长沙H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与湖南A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信息科技公司）双方达成《协议书》，协议约定将A职校举办权转让给A信息科技公司，并由其自行办理A职校办学许可证的更换。2019年3月23日，经A职校原举办者H公司决定，A职校理事会决定将原举办者变更为A信息科技公司，并向W教育局作出报告。W教育局审查了有关变更举办人的材料后，予以核准，向A职校颁发了新的办学许可证（教民143000020000368号）。刘*原是A职校理事兼副校长，2019年3月13日调动至H公司人力资源部担任培训及内务职位。2019年3月23日，经A职校理事会议决议，刘*卸任A职校理事职务。刘*不服W教育局上述核发办学许可证的行政许可行为，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W教育局撤销A职校的办学许可证（教民143000020000368号）。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刘*于2019年3月13日调动至H公司人力资源部担任培训及内务职位，不再是A职校员工。2019年3月23日，经理事会议决议，刘*卸任A职校理事一职，故从刘*卸任理事职务之日起，A职校新一届理事会作出的举办者变更决议与其没有*害关系。W教育局依据A职校提出的举办者变更申请作出核发办学许可证的行为，不对刘*的权*义务产生影响，与其无*害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刘*的起诉。
上诉人刘*上诉称：1.刘*一直是A职校的副校长兼理事，负责财务、招生、教务、学籍等管理工作。H公司将刘*从教育中心调动至人力资源部只是公司内部岗位的变动，与刘*在A职校的工作没有任何冲突。A职校2019年3月23日没有召开理事会，理事会决议等证据都是A职校提交的虚假材料，且不符合A职校章程的规定。A职校没有进行财务清算也没有遗失公章。2.W教育局的许可行为确认了对刘*合法权益的侵犯，剥夺了刘*作为学校理事的合法权益。W教育局确认的A职校变更申请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存在重大违规。刘*作为A职校的员工和理事，与市教育局的许可行为有重大*害关系。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判决W教育局撤销A职校的办学许可证（教民143000020000368号）。
被上诉人W教育局答辩称：1.刘*与涉案行政行为无*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市教育局对A职校举办者的变更予以核准，并依法颁发新的办学许可证，以上行政行为只对A职校和H公司、A信息科技公司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刘*在市教育局颁发办学许可证时已非A职校理事身份。即使刘*是A职校的理事，涉案行政行为也不影响其作为理事的权*义务，刘*如认为H公司、A信息科技公司变更举办者、办理办学许可证的行为侵害其*益，应提起民事诉讼。2.涉案行政行为是严格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进行的，合法有效。A职校的原举办者H公司提出了举办者变更申请，市教育局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综上，请求驳回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A职校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刘*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法人的出资人、设立人认为行政行为损害法人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W教育局向A职校颁发的办学许可证。根据当事人陈述，A职校是在民政部门登记设立的民营非企业单位，属于非营*法人，原举办者是H公司。W教育局向A职校颁发被诉办学许可证的行为，系依申请变更办学许可证中的举办者和负责人，该颁证行为并未设定刘*的权*义务。刘*既不是A职校的出资人或设立人，也不是办学许可证变更前后的举办者和负责人，依法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刘*认为A职校违法变更举办者和负责人，影响了自身作为理事的合法权益，该主张属于A职校的内部管理事项，应当寻求其他途径救济。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不收取受理费。